章子怡惊艳沈腾拉胯,我们给导演作文大赛估错分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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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恭喜王菲摆脱了“歌好片不行”的铁律。一首柔肠百转的《如愿》,搭配《我和我的父辈》里两个悲情故事服食,完全可以拉动擦泪小面巾纸的销量。

其次,祝贺“我和我的系列导演命题作文大赛”举办至第三届。2019年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横空出世,本以为是个大节庆年份的意外,谁知竟传承不绝,大可以成为和“春节看春晚”一样的新民俗了。

去年《我和我的家乡》表现不俗,狂揽28.29亿票房的同时豆瓣评分7.1。今年国庆档《我和我的父辈》在与《长津湖》的“双强争雄”格局里,还占了合家欢的优势。照这个情形,《我和我的爱人》《我和我的母校》《我和我的老板》……IP宇宙可以无限大。

当然,作为“大赛评委”——观众们最有参与感的项目仍是“打分”。在拼盘主旋律电影面前,导演们不再独美,只剩下临时赋文、争夺c位的紧张刺激。

按硬糖君看,最会点题的是徐峥导演的《鸭先知》,在四个篇章里的完成度相对较高。此前硬糖君最担心的章子怡导演处女作《诗》,比她的剧集处女作《上阳赋》可强太多了。影后不必下凡,以后还是专攻电影吧。

吴京的军人形象已经稳到“怎么拍都不砸锅”的程度,家国大义与父子情深融合得恰如其分。稍微遗憾,可能要“垫底”的是沈腾导演的《少年行》。麻花系的演员集体上阵气势如虹,奈何命题阐述多有跑题之嫌,内涵表达有些模糊。

一寸长一寸强,一寸短一寸险。短片的优势可以掩盖长片的结构性问题,但如何在限定时间内刺激到观众的神经,则是“拼盘系”正在摸索的领域。

吴京叙史,子怡写诗

《长津湖》里,吴京的弟弟是易烊千玺。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的“乘风”篇里,吴京的儿子是吴磊。难道说,这就是九亿少女都想加入的梦幻家庭?

“乘风”开篇,吴京那张充满故事的脸迅速将观众带入规定情境。1942年,日军对八路军冀中军区进行“五一大扫荡”,马仁兴(吴京饰)率领骑兵团与敌人周旋,同时掩护老百姓转移。

“你妈跟我说你做岳飞我管不了,但不能让儿子当岳云。”马仁兴对儿子马乘风(吴磊饰)的教育,是典型的中式父爱:是一颗有躁郁症外壳、内含爱子情深流心的糖果。误以为乘风骑着爱马“大掌柜”玩耍,马仁兴一个飞腿把娃踢到了河里。知道乘风是出任务,想要道歉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乘风被怀孕村妇当成敌人射击,一颗子弹划破他脖项的皮,马仁兴嘴上不说却偷偷扯了一根艾草让儿子消毒。而千古艰难唯抉择,在老百姓安危与爱子性命间,马仁兴选择了前者。

冲锋那一刻,马乘风脸上毫无惧意。当大掌柜带着他的血独自归来,马仁兴终于压抑不住情绪躲在草丛里痛哭。当乘风的就义与村妇产子镜头交织在一起,死亡和新生完成主题的互相确证,革命的星火还在燃烧,并永不断绝。

那个叫乘风的少年,永远活在了1942年。1969年加班不回家的施儒宏,则永远在天上写诗。章子怡的“诗”是电影第二个篇章,讲述了一对在戈壁研究火箭固体燃料的夫妇施儒宏(黄轩)和郁凯迎(章子怡饰)对儿女们言传身教的故事。

由于工作高度保密,导致施儒宏只好骗儿子自己是“在天上写诗”。为了找到穿孔位置,施儒宏为事业献身。坚强的妻子郁凯迎哄孩子他们的爸爸在加班,并且定期伪装成丈夫写诗。

一场歇斯底里的暴雨,冲刷出残酷的真相,隐忍的郁凯迎终于没有瞒住儿子。而儿子那一句“我之前的爸爸和现在的爸爸都没了”,更让观众感到特殊职业对家庭的亏欠。

郁凯迎的女性视角是“诗”的最大看点,丧夫之后的她来不及悲伤就要投入到工作会战中。一边是大国工匠,一边是亲情拉扯,她只好将夫妻俩所做的宏大事业简化成“诗”和“孔明灯”让孩子去理解。施儒宏,诗如虹,火箭贯天诗情如虹。

“生命是用来燃烧的,死亡是用来验证生命的,宇宙是用来让思考变得渺小的。”整体来看,章子怡的创作企图还要多过吴京。她展现了两辈人无法弥合的矛盾,小家亲情难以兑现,报效祖国舍我其谁。

徐峥卖酒,沈腾装爹

春江水暖鸭先知。作为“我和我的”系列的三朝元老,徐峥显然已经把题型摸得一清二楚。“鸭先知”讲述新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的诞生始末,其中投机倒把的赵平洋(徐峥饰)浑身都是包袱。

为了节约买沙发的钱,自己画图纸闭门造车,结果没有算楼道口空间,只能锯开放进家里;参加广交会运回十几条热带鱼,卖给邻居大爷又赚了笔外快;村里的鸭蛋价格低,他就跑到城里卖。

赵平洋集中体现了1979年,那个特殊节点普通百姓市场经济意识的觉醒。啊啦,不管什么办法搞到钱才是最灵的!可就这么一个万精油,却在自家厂里的“参桂养荣酒”推销上犯了难。不管赵平洋和儿子(韩昊霖饰)怎么在公交车上演戏,都没法多卖一瓶。

偶然得知“广告”这么个玩意的赵平洋,想到了给药酒拍广告的办法。刚开始他是群嘲的对象,邻里街坊老婆儿子厂里领导没有人觉得他能成事。后来“参桂养荣酒”一炮而红,人物弧光一下子立起来,整体完成相当圆熟。

片尾随着“参桂养荣酒”播出的健力宝、大宝、旺仔牛奶等广告,让观众充满回忆和惊喜。可以说,徐峥对于鬼才导演韦斯·安德森的风格挪用是省力聪明的(对称构图、高饱和色彩碰撞、细小事物特写等)。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风格用到哪里最合适,并晓得本土化故事如何与之巧妙嫁接。

同样是喜剧,沈腾显然不如徐峥会使巧劲儿。第四个篇章“少年行”虽然笑点密集,但总嫌转折和铺垫硬了些。表面上,这是一个“儿子研发的机器人穿越时空,成为自己假爹”的故事。细究下去,电影似乎还想表达儿子与父亲接力科技梦想的主题。

但亲情对儿子科研精神的引领,又是模糊孱弱的。沈腾作为没有感情的机器人,填补了小小缺失的父爱,并且违背程序警告去“舍身救子”。这一超出冰冷程序设定的结局,让其掉进了“机械煽情”的窠臼中。最后沈腾对成年小小(吴昱翰饰)的鬼脸,也并未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。

尤其是马丽这一单亲妈妈角色,除了公园“上吊”的桥段让人印象深刻外,很难划定她在整个篇章的角色功能。也许是长期合作的CP感,中间一度让人以为沈腾会有和马丽的感情戏。

艾伦演了个大傻,常远的汽车销售遭遇尴尬。辣目洋子的老师像发胖马薇薇,王成思的仿生鸽子被揭穿。小品或话剧感无法摆脱,也是开心麻花长期未能攻克的弊病。当然,最让人瑟瑟发抖的还是深圳教育的内卷,毕竟不是每对家长都能扛下要命的亲子活动battle。

从“祖国”到“父辈”

新主流创作启示录

如何让中国百年发展的故事被更多后人了解,且又能有一定的可看性和商业性,目前也只有“我和我的”系列在做系统性回答。只是从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到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再到《我和我的父辈》,篇章从七个到五个再到四个,缩水趋势明显。

阿尔都塞在《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》中认为意识形态构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,也就是说媒介想要成功构建意识形态必须将相关的价值“制造成真实的”。在《祖国》和《家乡》里,基本上靠着标志性历史符号来减少电影本身的情绪铺陈,可谓观众自带背景知识看故事。

而在《父辈》中,除了吴京的“乘风”与抗日有关,其余三个故事都不再有符号性优势。那么,影片的情感高潮就需要创作者自己去铺垫了。“诗”的结尾,儿子和女儿变成海清和陈道明,多少和前段割裂。突然让小女儿成为航天员也有些不合理,但一时间咱还真想不出更好的表现代际传承的技术手法。

“少年行”则直接放弃了当下的时空呈现,通过与未来科技的勾连来规避历史叙事空洞的风险。风险是规避了,但整个故事也失去了稳固性,你可以说它发生在2021年的深圳,也可以发生在2011年的上海。于是,它很难像前三个故事那样唤醒人们特定的历史记忆。

几个篇章由不同的导演创作,大家擅长的内容领域各不相同,最后导致质量参差不齐。有的故事在拿捏娱乐和主旋律之间表现得很好,有的故事则是简单套用时代流行的梗或语汇,没有深挖代际地域群体特色。

去年的《家乡》,在《天上掉下个UFO》单元,就有很多观众觉得离真实的贵州太遥远。贵州农村的科技进步有很多表现,比如农业机械的使用,相关软件的线上办事,微信平台发布通知等,但陈思诚似乎没有找到贵州农村脱贫致富的特色。

开山的《祖国》,虽然选取了大历史中的平凡个体,但其实是有倾向性地构建了一段以知识分子为主体、以科技发展为主线的当代史。而当知识分子成为全民记忆的代言人时,“新工人”群体被无意间遮蔽了。《家乡》虽然主动弥补,却又陷入了“家乡即乡村”的刻板认知,忽略了城市居民的故土记忆。

《祖国》里的“北京你好”,和《家乡》里的“北京好人”,以张北京为连贯性主人公,粘合了国家历史与当下生活。《父辈》当中北京篇章的缺失,多少让人遗憾。

期望新主流电影短时间内解决意识形态与商业逻辑难题,是急功近利的。但我们也希望它们摆脱简单的政治正确,探索更丰富的情感抒发和个体故事的生动呈现。毕竟,每年当一回大导评委,还是很上瘾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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